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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伯利、柯瑞克与斯图尔特在专门考虑全球行政法时，汇集了更完整的行政法原则清单。
例如，在第二项要件方面，未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是否仅仅针对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即可，是否还需要顾及其他的法律规定？如需要，那么界限到何处为止？由于判决针对的是一个限制营业自由的警察行政性质的行为，所以，在一般意义上，法治主义对行政机关就相关不确定法律概念设置构成要件的行为，要求其具有明确的边界。因为，为了明晰成文法的概念用语在现实中的内涵，即现实的制度内容，解读判决已成为法学研究者的一项重要工作。
简而言之，一审判决采用适用义务论的解释走向，认为只要出现《价格法》第23条中列出的几类定价事项，拥有批准权的行政主体就必须实行听证会制度（本案被告并非该案中的义务主体）。依据《价格法》第23条的规定，主持价格听证会不属于被告的法定职权。被告作出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决定，是经过有关程序作出的，即被告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权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被告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出《票价上浮通知》的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这一部分所举的事例涉及到判例对法律制度结构的影响。从下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到，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法官对此表述了不同的认识和思路。
普陀工商分局……适用法律正确。（二）简析研读上述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所作出的判决结论相同，原告败诉，但两份判决书各自所持的思路和立场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它们建立了拥有界限、结构和人员的组织以保护其共同利益并确保它们的发展。
关于基本国策条款的效力，德国于魏玛宪法中设有对于立法者单纯作出立法指示的方针条款，不具有实质、直接的规范效力。因此，宪法规范由谁解释及如何解释的问题，或者说，释宪主体的释宪依据及界限何在等问题，并不能外在于宪法释义学而存在。[10]由前文所述，不论是徐振东博士所列举的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议、决定，还是周伟教授所系统整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所制作的法律询问答复，都是极为简明扼要，一般而言既无明确的宪法条款之援引，亦无系统、详尽的推理与论证，除了可以略微看出文义解释的基本方法之外，或许还可以发现特定时期政治意识之影响，极具政治决断主义之色彩，似无固定章法可循。第二，提供立宪科学与立法科学理论发展之学理引导。
[19]如前文所言，所谓中国宪法释义学的多层困境，从根本上讲乃是由于中国现阶段尚缺乏宪政传统与健全的宪法实施保障制度所致。因此如果无视我国‘宪法相当封闭的构架，制宪者对国家‘与社会各部门的关系已经画好了基本的蓝图，而未尝试把有关国家‘作为义务的基本国策的规定和有关国家不作为义务的人权规定，作一定程度的整合，即可说违反了诚实的方法论最低限度的要求。
逻辑-分析向度则包括对法律概念的分析以及对于各种不同规范与原则间逻辑关联的研究。由于此部分必须基于事实的认知，尤其是社会结构的认知，因此必须和社会科学合作。[9]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载韩大元：《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9、60-63页。除此之外，人民法院亦可在审判活动中，于法律规范之含义存在歧义时，适用合宪性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甚至以宪法性法律规范为依据，反向推演、认定释宪机关的宪法意志，从而实现法规范体系的宪法化与宪法规范的法制化。
而至于那种鄙薄，则恰恰无异于是将那种没有深厚的法治传统、同时又远离宪法规范活性化的现况，在茫然等待‘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的过程中继续加以正当化的态度。这样，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传统隔阂将自然被打破，宪法精神将借助于法解释学的技术原理得以自上而下地贯入低位阶的法规范之中，形成部门宪法规范与法律、法规、规章及其它法规范之间协调一致、高度融合的法规范体系。直接把德国基本法的人权释义学或美国宪法的判例，套用在我国‘宪法人权的注释上，越解释越模糊了国家发展的方向。（二）部门宪法释义学的研究风格邓正来先生指出：从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合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其实，部门宪法释义学的此种研究，并非旨在对不同的部门领域作完全切割。[15]《译者前言》，载[美]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刘进、林午、李新、吴予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然而欧美诸国的宪法解释原理本身也因其国别背景、尤其是因为其分权体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其宪法释义学方法及原理是否具有当然的普适性，能否真正对应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情境，等等，均值得学界同仁慎重对待。这是一个没有中国自己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
这使得民主多数决的唯一界限就是人权，因此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就决定于人权的解释。一、中国宪法释义学的多层困境宪法规范乃是宪政国家中具有最高效力位阶之法规范，它不像民法、刑法那样深合人类伦理本性而具有普适性特征，可以通过法律移植等方式引入较为成熟的域外法规范及原理，而由司法机关针对法律个体适用，而是涉及一国之内不同机关的权限划分而因各国权力体制不同而极具差异性。这就是说我们政治性的知道不同的学科存在。[21]参见林明昕：《公法学的开拓线—理论、实务与体系之建构》，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0-18页。宪法学之重要任务在于，法释义学式的探讨宪法法院之裁判并且指出可能发生的矛盾。唯其如此，中国宪法释义学之发展方可具有一个较为稳妥的共识性宪政基础，而非学者们相濡以沫的自说自话。
[29][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5页。[11]宪法释义学之发达，释宪机制的存在及其对于宪法解释理论的需求乃是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发展动力。
关于此种方法之运用，笔者已经专门撰文作详细阐明，在此不再赘述。[24]为了承接传统法学发展之成果，部门宪法释义学最为直接而简捷的路径，乃是从现存的部门法秩序人手，基于法规范之存在效力位阶体系的基本认识，去揭示部门法体系中的最高位阶之法规范，并以此统合整个部门法规范。
综而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解释宪法，或者至少可以说，并不经常解释宪法，其释宪权主要是备而不用—从行使职权的方式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其工作的方式、时间等方面均无法胜任经常性的宪法解释工作。[3]其主要功能是，在宪法解释上协助解释者确定条文之文义，避免解释者于面对抽象之宪法概念时，难以具体化。
毋宁说，宪法释义学的研究进路虽然表现为内在于宪法规范的理解、体悟，其对于释宪机关的释宪行为、普通司法机关的审判行为在发挥减轻负担功能之同时，亦具有一定程度的批判功能。[23]前注[13]，苏永钦主编书，第154-155页。唯其如此，隐含于域外宪法释义学中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决定的基本国策，方可在引入中国宪法释义学时被审慎地加以处理，而不会地在脱离中国宪法文本及其现实语境的条件下，长驱直入却又非常突兀地成为中国宪法释义学中徒有其表的异类风景。台湾学者苏永钦先生认为：部门宪法最困难的部分，就是部门的切割。
为了摆脱此种格局，除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其释宪职能可以起到有限作用之外，中国宪法学者亦当从另外的方向寻求解答。但是，在三权分立或者议会至上等权力体制下，部门宪法规范并不局限于形式宪法之范围，甚至也不局限于司宪机关所依循、援引以及诠释之宪法规范，而需扩展至本部门领域内已经生活化、具体化的一切实质性宪法规范。
但是，正如德国宪法学者Christian Starck所言：透过宪法法院审判权开创的宪法的理性化经由学术而增强。但是，中国宪法学者之欠缺中国宪法释义学自身的理想图景，或者徒为域外宪法释义学之单纯引入，或者固守政治宣传式样的所谓政法宪法学传统，甚至带着鄙薄眼光单纯作壁上观（林来梵先生语），亦为中国宪法释义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尤其是，部门宪法释义学乃是立足于宪法规范及法律体系之内保持对法规范实际社会功能的关注，并促成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方案的内部调整或者发展完善，当可成为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合理运作的重要学理参照。学界对于部门宪法释义学的疑惑，可能会首先体现在宪法部门作适当区分之后其宪法释义学能否成立的问题。
西方各国大都具有强势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奉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人权成为国家权力行使的唯一界限。不了解这个基本构架，即无法了解德国战后人权释义学的主要争议与发展，学者在种种客观效力上的争辩，正反映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意识形态间的拉锯，人权解释往往只是巩固或对抗特定多数决的工具。第二种是逻辑-分析的向度。宪法释义学研究在实践中的功能不明，乃是我国当前宪法释义学或者宪法解释学发展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所在，我国有青年学者亦将宪法解释学或宪法释义学方法之演练喻为违宪审查过程中宪法解释实践的沙盘推演。
在知识社会学学者看来，学科的划分其实不过是学术制度运作的结果，沃勒斯坦（又译为华勒斯坦）即明确指出：在19世纪的后半部（约在1850-1914年），有三种主要方法把这些学科制度化：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部门宪法释义学乃是从实存的社会秩序与部门法体系出发，凭借宪法解释与合宪性解释等机制构建中国宪法释义学原理，以此可资为宪法学与其它学科交流、合作的理论平台，并为中国的立宪、立法与释宪、释法等活动提供理论参照。
但是，宪法学在传统法学体系中仍然被定位为理论法学而非实用法学（部门法学），难以支撑宪法适用的时代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宪法文本所设立的国家根本任务、国家组织原则等宪法内容，均是我们诠释部门宪法规范，以此整合部门法规范体系并规制其制度变迁过程的重要依据。
[3]颜厥安：《那日渐扩大的矛盾—代序》，载颜厥安：《宪邦异式：宪政法理学论文集》，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因此，或许此种研究进路在方法论上并无所谓原创性质的创新意义，但是其在反思传统宪法解释学方法的基础之上，试图构造一种富有实效的宪法释义学研究进路，则仍然有望被视为当今时代宪法学理论创新之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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